新中国初立时，虽未有军阀割据之乱，但山头确实存在。
彼时，全国分为六大军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各自为政，纵横一方。
六区与六中央局、大行政区相互配合，战时情形，党政军往往一把抓，职责错综，不免权重难卸。
当时的军区首脑，皆为掌权重臣，权柄极大。
新中国方建，地方军政如此集中，中央怎会一点都不担心呢？
六大军区司令山头太多？毛主席敲山震虎，谁不懂规矩就先敲谁
军区制发展
军区，乃战略布署中的一大重器，实乃大军所依托的根基，设于国土之上，以区域划分，统筹各方。
一般以驻扎之地、所辖地域或地理方位为名，譬如西北、东北，或以数字顺序命名。
其职责甚广，包揽辖区内各兵种协同作战之指挥，涵盖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后勤保障以及行政事务，凡此种种，皆不脱其掌控。
同时，军区亦为地方民兵、兵役制度、动员工作与战场建设之首脑机构，堪称国家军事力量运作之枢纽。
若说军区之制发端，得溯至红军时期。
彼时，军区之设，不外乎武装起义与革命根据地之联结。
起义所及，革命根据地便立于其间，军区随之生根。
1932年1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拍板决定，设立江西军区总指挥部，正是我军史上首个军区，这一决定可谓开启了我军军区体制的崭新篇章。
总指挥之职，由陈毅担任，兼政委一职，江西军区下辖数个军分区以及第二、三、四、五、六师独立部队。
同年，同月，闽西军区亦应运而生，罗炳辉任总指挥，谭震林为政委，其下辖第七独立师。
湘赣省军区亦于此时建立，张启龙为总指挥，甘泗淇任政委，下设四个军分区及两支独立师。
湘鄂赣省军区稍后成立，虽由孔荷宠任总指挥，但其后叛变，黄志竞接掌政委之位。
此时，湘鄂赣下辖红军第十六军及三支独立师，设东、南、北三路指挥部，几与军分区相当。
至抗日战争时期，军区体制进一步发展，展现出三个显著特点。
其一，以八路军和新四军所辖区域，分别设立各大军区。
其二，军区之任务已然超出单纯的军事领域，主旨乃建立根据地，组织根据地军民，齐心抗击日寇。
其三，主力部队兼领地方军区，不仅统领地方武装力量，亦掌握主力部队。
军区成为了我军在根据地的全盘军事力量之中枢。
八路军所辖根据地中，设有山东、晋绥、晋冀鲁豫、晋察冀四大军区。
解放战争之时，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迅速壮大，最终凝聚出五大主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以及华北野战军。
与此同时，六大军区也随之浮现——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中南，正是这些军区的设立，成为解放战争胜利的中坚。
若细究此时大军区的特点，便不得不提其与野战军之间那若即若离的关系：既有融合，亦存独立。
野战军通常兼辖大军区，但每当进入机动战或发起大战役时，野战军与军区的指挥体系便泾渭分明，各自为阵。
野战军更善于独立承担指挥重任，若需大规模调动，仍可独力为战；而大军区亦能在必要时独自发动战役，或承担大规模战斗。
此时的大军区，所辖之地往往涵盖数省，正是因为如此，才能在广袤的区域中纵横驰骋，灵活作战。
各大军区仿若定海神针，遍布于战火纷飞的中原大地，默默铺陈着胜利的帷幕。
这一时期的大军区体制，已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军区制度极为相似。
六大军区
建国伊始，中共中央在地方军政机构的设置上，虽力求统筹全局，却也不得不适度妥协，迁就于当时各大根据地和野战军的既定格局。
各大山头林立，形势所迫，中央便借此设立了大行政区的管理体制，以求既稳住地方，又不失大局。
于是，全国被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区。
除去华北人民政府并入中央，其余五大区皆设有大区一级的行政机构，党、政、军一体化管理。
此时，地方军政权力的布局已初见雏形。
在这六大区里，很多都是独挑党政军三重身份，集大权于一身。
林彪，便是其中一例，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司令员三职尽归其手。
高岗，任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一职。
彭德怀则坐镇西北，兼任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雄踞大西北。
华东、西南，局势稍有不同，却也大体一致。
华东局的饶漱石兼任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与军区政委，陈毅为军区司令员，二人分工合作。
西南区则由刘伯承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担任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第一书记，三人共同管理。
唯有华北，略显特殊。
建国前后，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由董必武担任，而华北局第一书记一度由刘少奇兼任，后移交薄一波；军区司令员一职则由聂荣臻负责。
虽稍显独特，但华北局之运作，依旧离不开中央的掌控，权力分配亦皆在中央掌握之中。
总而言之，这种党政军一体的架构，使得各大区的军政权力机构从一开始便牢牢掌控在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手中。
自然，依仗于军政权力高度集中的地方自治终非长久之计。
毛主席深谙此理，1952年便着手调整，对六大军区党政军一肩挑的局面下达了釜底抽薪之策。
毛主席决定将那些地方上一言九鼎的军政首领悉数召回京城，进入中央，使其脱离地方事务，归于中央掌控。
这一举措，便是著名的“五马进京”。
彼时，朝鲜战事如火如荼，抗美援朝的烽火正旺，彭老总率领四野主力进军朝鲜，以铁血之姿一战封神。
这一战，不仅让彭德怀在国际军事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使其离开了西北大地，调任中央，出任国防部长，专司全国军事统筹。
而刘伯承早在战争未结束时，便参与创立陆军大学，脱离了西南局，逐渐退出一线指挥岗位。
聂荣臻也不例外，他进入总参谋部，代任总参谋长，从此驻足中南海，辅佐中央军委，不再插手华北军区的事务。
随着这些地方一把手悉数进京，六大军区之中，只余寥寥数人仍在地方挑大梁。
不过，较之彭老总等人的军旅威望，这些留守地方者多为政委出身，已不再是当年统御大军的统帅。
但五马进京只是开始。
随着“五马进京”完成，1954年，中央更是顺势而为，裁撤了五大行政区，伴随这一决定，六大军区的历史亦就此终结。
六区划破，十二区崛起。
新的十二大军区体制悄然铺展，原先庞大的军区被细分为十二个部分，原先高度集中的军队结构，得以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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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不仅解除了地方军政一体的隐患，更使得全国的国防部署趋于科学规范，适应当时国情的军事布局应运而生。
你们要守规矩
刘伯承曾与一位高级将领促膝长谈，言辞中带着一丝回忆与深思。
他说，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位军区司令员齐赴中南海，去见毛主席。
当时心中满是对未来的期许，想着大概是听几句勉励之言，不料主席一开口，竟是：“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党指挥，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开刀。”
毛主席这番话，并非无的放矢。
追溯源头，在1948年1月7日，毛主席曾给中央局及野战军的几位核心人物下达过一份特别命令，旨在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防范地方军政权力脱轨，确保纪律严明。
这份命令可谓细致入微，不容丝毫怠慢，要求各野战军与军区首长“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
报告内容不仅要随时请示作战方针，按月汇报战绩、损耗和实力，更要每两个月上交一份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力求细节详尽。
然而，这套制度下达半年，林彪却连一次报告也未交。
毛主席于是大发雷霆，亲自下笔，一封两千字的电报直飞林彪案头，措辞锋利如剑，严厉批评。
1949年10月，新中国的红旗高高飘扬，国家刚刚诞生，正值解放军的巅峰时期。
西南与台湾尚未彻底解放，各地仍执行战时体制。
当时，解放军人数多达五百万，这五百万，不是草草拼凑的乌合之众，而是历经百战，杀伐成性的精兵猛将，个个都可谓兵强马壮，正所谓“铁打的军队，铜铸的意志”。
然而，细察其时，我国的这五百万军队却是高度集中。
战时体制下，全国六大军区党政军一把抓，权力的分配难免重叠，地方首脑既握政务，又执兵权。
彼时六大军区首脑权势甚重，不少人不禁心生疑窦：新中国初立，中央面对这般集中在地方的军政大权，怎能不担心会出现军阀割据？
其实，细细品味一番历史便知，这忧虑并非空穴来风。
且看当年蒋介石的统治，地方割据可谓是他挥之不去的心病。
因地方割据之故，蒋曾耗尽心力，打了一场中原大战，紧接着又上演了蒋桂战争。
战事未止，内乱纷至，最终借围剿红军这一招方才勉强整合全国，然其后果如何，世人皆知。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地方势力依旧各怀鬼胎，分崩离析，反倒成了蒋介石覆亡的主因之一。
回顾历史，不难看出，自古至今，中央与地方的斗争如同一场没有终点的拉锯战。
无论何时何地，中央对地方军队的掌控始终掺杂着算计与猜忌。
这种局面，在蒋介石时期尤为突出。
地方势力强大到一定程度，中央必然忧心忡忡，怕将领功高震主，担心地方势力尾大不掉。
仿佛一位大将，若手握重兵，而功高至“无赏可封”之地位，哪能不引起上层的忌惮？
这等现象，史书上见得太多，无怪乎有人对新中国的初期局势担心。
然而，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我党却未走“历史老路”。
从蒋介石的悲剧中，我党汲取了宝贵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不仅未曾出现地方军阀割据，甚至连中央与地方的冲突都鲜有发生。
那些手握重兵的大将们，无一例外，都忠实执行着中央的命令，俨然没有半点异心。
这般局面，与过往封建或军阀势力之乱象截然不同。
其中的关键，便在于我们党与旧势力之间本质的差异。
我们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便具备了极高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觉悟性。这与过去那些封建、军阀的杂乱无章不可同日而语。
毛主席亲自确立的“党指挥枪”原则，更是奠定了我党对军队的绝对掌控。
不论前线将领如何英勇善战，中央的指令始终是最后的决策依据。
譬如在辽沈战役时，毛主席虽给予了四野极大的自主权，但到了关键时刻，中央的决策依然凌驾于一切，四野高层无不遵令而行。
这便是我党与历史上各类政权的根本区别。
我们的纪律性与觉悟性，决定了任何军阀倾向在党的体系内都无从滋生。
参考资料：
祖言. 善政之思 小故事中的治理智慧[M].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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